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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江民:一代“杀毒软件之王”远去
2018-10-12 故事案例

4月5日,清明节,微博上的众多好友转来同一条消息:王江民老师因病逝世,时年59岁。跟评者多惋惜慨叹。

生前,王江民任北京江民新科技公司董事长、总裁,他开发了KV系列杀毒软件,一手创办了江民科技,被业界公认为反病毒行业的先锋。

不幸的童年

王江民刚开始记事的时候,他的腿就“已经完了”。王江民腿部的残疾是3岁时小儿麻痹症留下的后遗症。“我只知道自己下不了楼,一下楼,就从楼顶滚到了楼梯口。”下不了楼,王江民每天只能守在窗口,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寂寞时,拿一张小纸条,一撕两半,将身子探出窗外,一捻,往楼下“放转转”。

厄运并没有就此止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王江民那条不方便的腿又被人骑自行车轧断了一次;站在小桥上看河里的鱼,被过路人碰倒,一头栽到水里;在烟台海边的礁石上钓鱼,涨潮了,回不到岸上,只会潜水不会抬头游泳的他,一个猛子扎进海水里,饱尝了苦涩的海水,也学会了抬头游泳。倒霉的王江民不信邪,腿不方便,可偏偏喜欢爬高山;腿不灵,偏要学骑自行车,结果摔得鼻青脸肿,眼冒金星;小学四年级时就学会了熬夜,这一熬,熬出了双波段八个晶体管的收音机、无线电收发机以及电唱机。

对于身上的残疾,王江民只是“有感觉但不痛苦”,让他感到痛苦的是初中毕业后,没有工厂愿意要他。“找了很多单位,不要工资白干,人家都不愿意接收。我觉得我被社会抛弃了。”

王江民一边为自己的腿暗自伤心,一边在家里自学针灸,试图医治自己的腿。一个接骨医生曾经想收王江民为徒,但看到他身单力薄,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摁住病人的腿脚,就不提这事了。

38岁开始学计算机

到1971年,终于有一家街道工厂愿意接收王江民。王江民很争气,一两年后就成为该厂的技术骨干,3年之后,他上了职工业余大学,等他成为工厂里的生产负责人,除了支部书记就数他最大的时候,再想去参加高考,厂里面就不放他了。王江民因此丧失了1977年通过恢复高考改变命运的机会。

王江民是革新能手。直到现在他还承认最精通的仍然是机电,“干机电就像我现在杀病毒一样,非常轻松”。但王江民也因此被“文革”中的工作组定为“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专不红,不能重用,不能当领导”的典型。王江民丧失了向仕途发展的机会。

1979年,因为在激光产品方面获得多项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王江民被评选为全国105个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之一。不管曾经失去了多少,最终能成为全国一百零五分之一,王江民认为自己的努力值了。

1988年,王江民第一次接触了计算机。他意识到要搞光机电自动化,必须依靠计算机来控制,不学计算机肯定会落后。“我38岁开始学计算机,没有感觉我老了,没有感觉我不行,只感到我的英语基础不好。再说,计算机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我搞计算机是用计算机,不是学计算机。”

仅仅只是在上班的时候摆弄计算机,王江民感觉不过瘾,1989年,他花1000多元自己买了一台中华学习机,第二年又买了一台8088PC机。王江民首先学的是BASIC语言。

当时,王江民的孩子正上小学一年级,他就琢磨着怎样用计算机教育孩子。就这样,王江民编出了中国第一套按照教学大纲进度要求,成体系的一二年级数学、语文教学软件。这个软件在《电脑报》交流,被评为第二名,第一名是WPS磁盘版。《电脑报》每“交流”出一套王江民的教学软件,就给他25元,三个月后,他收到了800多元钱。王江民从一开始就是在用计算机,而不是在学计算机。3年级以上的教学软件,王江民没再开发,因为此时他已把目光投向了杀病毒。

独特的“广谱过滤法”

1989年,国内首次报道界定了病毒。在此之前,王江民就发现了小球和石头病毒,“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人指出那是病毒”。王江民的工作是开发工控软件,但用户的机器因为感染病毒不能正常工作,用户就认为是他开发的软件不好用。“这种情况逼着我必须解决病毒问题。”

王江民先是用Debug手工杀病毒,跟着是写一段程序杀一种病毒,第一次编程序杀的病毒是1741病毒。王江民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杀一种病毒就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公布这段杀病毒的程序。

王江民第一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时,有人讲,中国软件编程人员开发水平怎么这么低,连一个计算机病毒都编不出来,遇到的都是外国人编出来的病毒。两年之后,中国人编的病毒出来了,而且非常厉害,不像当时外国病毒那样大多是搞恶作剧,而是真正破坏数据。

王江民第二次参加计算机学术交流会,一些专家的论调改成了“计算机病毒现在越来越厉害了,研究计算机反病毒不能随随便便,研究反病毒软件,最后总要卖,如果卖,难免要出现前面放病毒、后面卖软件的恶性循环”云云。王江民不同意这种狭隘的言论,“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不可能发生反病毒的人编病毒的事情,从心理学上不可能,从法律上讲是犯罪行为,而且能够杀病毒也不见得就能编病毒,编病毒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比反病毒要复杂得多”。

王江民坚持走杀病毒的路。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武汉大学篮球教研室寄给他的变形病毒样本,这是王江民第一次遇到,也是在中国第一个出现的变形病毒。用传统的杀病毒方法,王江民想了一周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最后他想到了“广谱过滤法查毒”。结合后来又掌握的几个变形病毒样本,王江民在理论上归纳出了变形病毒的特性,开创了独特的“广谱过滤法”,这篇论文在全国计算机专业学术交流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

拥有了先进的理论基础,王江民决心把自己的反病毒软件商品化。但等到他真正要把产品商品化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杀病毒软件同样会和其他杀病毒软件一样,遇到对病毒反应滞后的问题。“KV在烟台大受欢迎是因为我就在烟台,因此,我比其他反病毒软件反应及时,但如果在别处,KV会同其他反病毒软件一样严重滞后于病毒。

“怎么办?”王江民联想到了外地用户遇到新病毒,自己打电话、发传真,告诉用户反病毒广谱特征码,查杀病毒的方法。“能不能在报纸上一个星期公布一次新病毒特征码,让用户自己升级?”王江民将自己的想法连同开放式、可扩充的KV100软件一起寄给了《软件报》,并为它起了个非常鲜明的名字“超级巡警”,以示高效广谱的查毒特性。《软件报》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在1994年7月15日首次发布了《反病毒公告》。KV100在《软件报》上一炮打响,王江民快速杀病毒网的理想初步实现。“在没有Internet和光盘传播的时候,报纸的反病毒公告发挥了绝对的作用。有不少单位的领导要求计算机管理员把每一期的报纸都剪下来,把新病毒特征码加进去。”

聚散离合

手里有了一个好软件怎样把它卖出去?王江民开始跑中关村,寻求转让对象。第一个识货的是天博公司的李鸿业,但他拿不出两万元转让费,于是李鸿业就把王江民介绍给了鲍岳桥。当时鲍岳桥很想找一个杀毒软件捆绑到UCDOS3.0里面,因为用户的汉字系统染上了病毒,老说汉字系统不好。

王江民和当时负责UCDOS的宋明华谈,宋明华大方地说:“不要说2万元转让费,5万元也没问题。但宋明华不同意软件上署名UC-TB-KV,只同意署名UC-KV。双方最终没谈成。?

王江民第一次通过朋友介绍和华星公司接触,华星开始并没有意识到KV100的价值,是国外某大公司在中国的分公司20多台微机染毒瘫痪事件,让华星公司认识了KV100和王江民的价值。

20多台微机染毒瘫痪,硬盘启动不了,几个亿的合同在机器里面打印不出来,该公司急得四处找人杀毒,找国外反病毒软件清病毒,都没有解决问题。没办法,该公司召集外围技术支持的计算机公司开了一个会议,承诺谁帮助解决了这次问题,以后的硬件就从谁那儿买。这样作为该公司硬件供应商之一的华星公司打长途电话找到了王江民。

王江民从烟台来到北京某外国大公司时,正碰上该公司花3万美元请来的美国专家查解病毒。王江民在休息厅等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听到外面的美国专家一个劲儿地说:“NO!NO!Format!Format!”轮到王江民试试了,当时的气氛很紧张,他对机器进行的每一个操作都被身旁站着的记录员记录在案。王江民很快判定机器感染的病毒是火炬病毒,这个病毒发作只抹去硬盘分区表,不破坏数据。10分钟,王江民让病毒已经发作的机器重新启动了起来,20多分钟,王江民指导该公司的人把20多台机器上的病毒全部清除干净。该公司当场留下了20套KV100。华星开始接受转让,销售KV100。

KV100转让的家数多了,市场体系自然会乱。因为大家都有加密程序,都可以无限制地制作商品盘,为了抢占市场,必定会竞相压低价格,争夺客户。

为了避免KV200的市场混乱,王江民决定只转让华星一家,原来代销KV100的公司,可以优惠价格从华星进货。协议规定:由王江民统一发放激光防伪,统一市场,统一价格,每个激光防伪10元,各代理的批发价不得低于90元。“谁也不许压低价格,低了之后,协议规定可用任何方法制裁。”

上一步和下一步

王江民是反病毒专家,但他承认反病毒专家没有病毒作者的水平高。“编病毒的人多,反病毒的人少,几个反病毒专家的思想怎么能够和数不胜数的编病毒人的思想相比。另外,编病毒在暗处,反病毒在明处,所以,我们不可能超越他们,也无法知道他们正在琢磨什么怪招法。”

但只要是病毒编出来,王江民就有决心“把它消灭掉”。

王江民反病毒,写病毒的人也在想方设法对付他。合肥1号病毒作者1996年10月3号将KV300解密后,把合肥1号嵌入到KV300之中,然后把带有合肥1号病毒的KV300解密放到了BBS上传播。病毒在1997年1月1号发作后,合肥1号病毒作者马上就在网上大肆宣传KV300中藏有病毒。王江民很快把合肥1号病毒杀了,合肥1号作者马上又在网上跳出来说:“为什么只有王江民能杀这个病毒,而别人杀不了?是因为王江民自己编了这个病毒,这个病毒应该叫KV300病毒。”他一边叫嚷,一边又炮制出了合肥2号病毒,但这两个病毒都没有得到大规模传播就让王江民的快速反病毒网消灭了。

王江民以KV300的销量证明了他的上一步走得正确,而且在江民公司还是小公司的时候,只能那样走,才可能获得成功。王江民认为:“中关村软件起步最稳固的结构是独资店、兄弟店、夫妻店和家族店,这些结构是中国软件起步阶段的基本方式。”“不成熟的股份制积累到一定程度是要分家的。没有钱,大家都是穷哥们儿,有钱了,就不平衡了。特别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特别依赖某项技术的公司,最怕的就是分家所造成的技术流失。”“系统软件是集体工程,但工具软件却个性化比较强。工具软件完全可以由一两个人做,而且,中关村现实的状况也是一两个人写的软件居多。”

在中国的软件发展史上,王江民绝对是可圈可点的一个人。除了他的勤奋,他的成功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他做人的成功。

后江民时代何去何从

一代“杀毒王”王江民走了,失去了灵魂人物的江民科技公司将走向何方?日前,江民公司召开临时董事会,正式宣布王江民的独子王营为江民科技新一代“掌门人”。

事实上,江民公司头两大股东——已逝去的王江民(持股约65%)和其第二任妻子高宁(持股约34%)早已淡出江民公司的管理事务,转交由江民公司总裁陶新宇负责。不过,王江民去世后,高宁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在王江民追悼会的当天下午,高宁对外宣布,将出让其所持有的34%股份。她同时表示,希望把这部分股份出让给与杀毒软件行业不相关的、且有互联网背景的公司或互联网公司,而不是让江民公司的员工回收这部分股份。据悉,高宁曾两次向王江民提出转让股份事宜,但都被王江民劝服。

可没过几天,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此前有意转让手中34%江民股份的高宁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王营入主江民公司后,高宁在公开信中表示,将暂停转让所持有的江民股份。她更是表示,“会像当年辅佐他父亲那样坚定地支持他,并得当处理当下事务,保持董事会高度一致,使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新江民的建设和发展中”。

王营接手后,江民科技将在战略方面有所调整。有消息称,江民未来的业务将不仅仅限于杀毒领域,房地产业务上的投资或将是该公司的主要收入之一。

其实,在如今的杀毒市场上,江民、金山、瑞星等各分天下,昔日占市场份额90%的江民科技,目前仅剩10%左右。“小江民”的接手,能否使江民重振雄风,业界仍持谨慎态度。